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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课:追求完美
但是,那个古老的年代,汉堡的青年旅社、城市图书馆以及汉堡歌剧院却是对大学生免费开放的。德鲁克的堂课--音乐课也是受益于当时德国汉堡的这一制度,如果没有对于大学生免费的制度,当时一边做学徒一边读大学的德鲁克是不可能每周都去听歌剧的。
德鲁克听到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一出歌剧《福斯塔夫》。是晚,他完全为这出歌剧所震撼。当年威尔第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他的一段话:“在一辈子的音乐家生涯中,我努力追求完美,可惜一直失之交臂。我有责任要再试一次。”这在德鲁克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德鲁克一生写了40多本书。当别人问他自己满意的作品时,他总是微笑回答:下一本。 第二堂课:上帝看得见
古希腊著名雕刻家菲狄亚斯被委任为雅典的帕德嫩神殿制作雕像,但当菲狄亚斯向雅典市府索取薪酬时,会计刁难菲狄亚斯说:“你所做的雕像都是站在神庙的屋顶,并且神庙又是建在高高的山上,所有的人只能看到雕像的前面,而看不到雕像的背后,我只能付给你雕像前面的费用,而雕像的背后由于大家都看不到,所以我不能付给你那些钱。”“你错了,”菲狄亚斯反驳说“上帝看得见。”
一语惊醒梦中人,菲狄亚斯的“上帝看得见”这句话成为德鲁克的座右铭,人们要不断追求完美,因为上帝会知道一切的。德鲁克过了80多岁之后,仍旧在构思、创作新的作品,努力做到更加完美。 第三堂课:终生学习
德鲁克刚刚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件喜事也同时落在他的头上,那就是德鲁克被汉堡大一家报社录用,当了财经和外事报道的记者。报社的工作时效性很强,早上六点钟开始工作,下午两点十五分就发稿,然后将成型的版本交给印刷厂印刷。在报社工作期间,德鲁克学会了跨学科跨领域学习的方法。之后的将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德鲁克每个三至四年就会选择一门新的学科做研究,有统计学、中世纪史、日本的艺术、经济学等等包罗万象。
他对日本绘画甚为着迷,亦有深入研究,并曾写出专著《画笔的冒险:日本绘画》并在克莱蒙特大学帕蒙纳学院讲授了10年的东方艺术课。确实,一个管理学家,讲授东方艺术课,听起来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细细一想的确是德鲁克的成功之处。
德鲁克说:“这种学习方法不仅给我一个丰富的知识宝库,也强迫我接受新知识、新思路和新方法--因为我所学过的每门新学科,都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德鲁克就是这样一个跨界的飞行者,而且飞出了高度和广度。 第四堂课:定期检讨
22岁的时候,德鲁克已经是报社的三个总编助理之一了。当时的总编大约50多岁,在每年的新年伊始和半年过后这样两个时间段里,总编都会花费一天半的时间来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省,从总结成绩开始,然后找到做得不够的地方,找出可以加以改进的地方。在会议的后两个小时里要拿出下半年的工作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什么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团队的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什么新的东西?一周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向总编交一个计划报告。
1937年德鲁克从英国来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鲁克花了18个月的时间研究美国通用汽车,并且写出了《公司的概念》一书。这个时候,德鲁克想到了总编辑曾经给他讲过的反省课。
此后,每年夏天,德鲁克都会抽出两周的时间,来回顾和反省过去的一年。看看那些地方还可能做得更好,哪些地方应该做而没有做,那些地方没有做好。然后,在提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
德鲁克的这一反省的习惯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为止,跨越60年。 第五堂课:高人指点
1933年,奥地利人德鲁克从德国的汉堡来到英国的伦敦,在一家小型的私人银行做经济师并兼任合伙人的执行秘书。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三个月之后,银行的创始人找德鲁克谈话了:“你现在已经从原来的经济分析师提升为执行秘书,可是就仍然干的是经济分析师的活,到底执行秘书应该干什么?怎么才能做一个称职的执行秘书?很显然你没有做到。”一开始德鲁克还接受不了,感到很恼火,慢慢地德鲁克意识到创始人是对的。
也就是从那以后,德鲁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工作风格。此后,每当担任一个新的职务时,德鲁克都会问自己,“为了在新的岗位上提升效率,我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德鲁克发现,他一生中变化了无数的职位和岗位,但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德鲁克总结自己做管理咨询50多年来的经验发现,在所有的组织中,那些被提拔起来的,担任新岗位的干将,没有几个人能够成功的。为数不少的人彻底失败,大多数人平平淡淡,成功者寥寥可数。
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是“新瓶装旧酒”,“以不变应万变”,慢慢地就变得平庸了。德鲁克说,没有人能够自己发现这些不足,一定需要有高人指点迷津。 第六堂课:反馈比较
1937年,德鲁克从英国来到美国。大约到了1945年的时候,德鲁克选修了三年的课程研修欧洲现代史,尤其是15世纪和16世纪。德鲁克发现,有两个欧洲机制成为推动欧洲发展的动力,一个是南方天主教的耶稣会,一个是北方新教的加尔文教会。两者的成功都归为同一个因素:目标和结果比对的学习方法。每当一个牧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做某一项决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所要达到的目标写出来,9个月之后,他们会把实际的结果和原先的期待做比对,看看那些地方做得好,优势是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要改那些习惯?那些是没有做好的地方,那些是不擅长的地方?
发现这种目标与结果的比对方法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德鲁克都是这么做的。德鲁克说,因为这样可以显示出什么地方需要提高、完善,后也显示出一个人不能做什么,因此以后就不要逞强。知道个人的优势所在,知道怎样提高自己的优势,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里--所有这些都是进一步学习的关键所在。” 第七堂课:熊彼特的启示
经济学家熊彼特生前是德鲁克父亲的好友,早在1902年德鲁克的父亲一面是奥地利财政部的公务员,同时也在大学里讲授有关经济学的课程,而19岁的熊彼特就是听课的学生。在德鲁克父亲的印象中,熊彼特精力旺盛、傲慢自大、生硬粗暴、不可一世。1950年1月3日,父亲带着德鲁克拜访了重病中的熊彼特,这时的熊彼特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人,他对德鲁克的父亲说:“我现在已经明白,仅仅记住个人的著作和理论是远远不够了,除非一个人能够别人的生命带来不同,否则他做的也没有什么稀罕之处。”
要知道,熊彼特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看待人生的。德鲁克的父亲记得熊彼特在30岁的时候,风华正茂,刚刚发表了两部著作,其中就有《经济发展理论》。当时,熊彼特夸下海口说,他想让人记住的是“欧洲漂亮女人伟大的情人,欧洲伟大的骑士--也许还是世界伟大的经济学家。”
五天之后,也就是1950年1月8日,熊彼特离开了人世,终年66岁。
德鲁克永远不会忘记熊彼特和父亲的那次对话,他从中得到了三点启发:一、人必须自问,希望他人在自己身后记住他什么;二、人应该随着年龄而有所改变,不仅是个人的成熟度有所改变,同时也要随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三、能让他人的生命有所不同,是件值得后人记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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