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两年半，受理86起医疗纠纷

导读:

在体检中心检查身体一切正常，却在三个月后被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情绪激动的患者家属又将体检中心员工打伤被检察机关起诉，这起案件由于双方的不配合医调委工作，导致两年后才调解下来。从2012年成立，黄岛区医调委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受理案件86起，解答医疗咨询问题800多个，已调解76起。其中2015年已调解21起，赔偿金额229.56万元。 手术致子宫受损索赔百万

26岁的程女士在2013年到黄岛区某医院做流产手术，两星期后复查却发现还有残留，又做了二次刮宫。在第二次手术后，程女士持续5个月闭经，到青岛各大医院都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子宫内膜厚0.3厘米，而正常怀孕生子需内膜达0.8厘米。经初步诊断为刮宫损伤，宫腔黏连。 2014年，程女士又到北京做了检查，宫腔镜B超联合检查显示内膜广泛缺损，内膜厚0.2厘米，宫颈管内口封闭，建议宫腔镜手术。随后，程女士在北京做了宫腔镜手术，手术时宫腔全部打开，内膜只有五分之一，其他都是疤痕，手术非常成功，但怀孕生子还要看子宫的恢复程度。 一气之下，程女士要求黄岛区某医院赔偿100万元至120万元，情绪非常激动，不同意做医学鉴定。黄岛区医调委受理了此次纠纷，在调解过程中，程女士多次泣不成声，医调委何主任对程女士的遭遇表示同情，劝导程女士不要放弃治疗。同时，医调委多次找医院协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释之以法，期间还启动了医学会专家会诊机制，终双方达成了10 万元的赔偿协议，并已履行。 体检健康，三个月后却查出肺癌

医调委作为调解第三方，没少受“夹板气”。2012年2月，38岁周先生到某体检中心进行体检，选择贵宾套餐检查，在体检报告中显示肺功能未见异常。没想到三个月后，邹先生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随后周先生的妻子李某在体检中心给出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肿瘤标志物2项中的1项癌胚抗原检测，按照报告上的正常数值为非吸烟者小于等于3.4ng/ml、吸烟者小于等于5.0ng/ml，但其丈夫周先生的体检结果显示为9.33ng/ml，大大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查体中心却没有把这一数值的一栏用突出色或上下标箭头及别的方式提示告知患者，并且体检小结上面并没有提示，以及应注意的哪些事项。 2012年年底，李某向医调委提出了申请，该纠纷开始了近两年的调解历程。因情绪过于激动，李某打伤了体检中心的员工丁某且检察机关已提起公诉。因此，2013年期间该案件处于终止状态。2014年5月，李某再次提出申请调解该案件。在案件调解的过程中，双方均不配合医调委工作。周先生的家人每天都到医调委吵闹，甚至家人在喝过酒后躺在医调委办公室，给医调委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李某某想医疗纠纷调解与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一起解决，但是因为李某的认错态度不好，被打的丁某并未原谅被告人李某，丁某一直未作二次伤情鉴定，案件处于中止审理状态。为促使案件尽量得到调解，医调委工作人员多次劝和李某和丁某，终丁某向检察院提交了谅解协议书，民事和刑事都和解。终，患者得到4.7万元赔偿款。 两年受理86起医疗纠纷

作为青岛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先行者，黄岛区医调委是在2012年10月份正式成立的，至今已运行两年半。黄岛区医调委人员配备由3名专职人员和10名兼职人员组成。3名专职调解员中，1名是从司法行政系统内退下来的既懂医又懂法的人员；1名是从卫生系统内退下来的医疗水平较高的专家型人员，1名是法学本科大学生；10名兼职人员是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程序包括申请、受理、调查、调解、赔付或诉讼、归档六个步骤。原则上 ，患方索 赔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由患方与医疗机构自行协商解决，形成文书报医调委备案。也可到医调委进行调解；患方索赔金额在5000元（含5000元）以上、15万元（不含15万元）以下的，可直接到区医调委进行调解；索赔金额超过15万元（含15万元）以上的，须进行医学鉴定或司法鉴定后，医调委才可受理。 医调委属于第三方调解机构，是独立于司法、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之外的民间组织，但是受司法部门的业务指导，这一点可以保证其公正性，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两年多的时间内，黄岛区医调委共接收申请案件121起，受理案件86起，有8起不符合受理范围并引导去法院诉讼，劝退了16起当事人非医疗纠纷案件，有11起案件在医调委指导下患者与当事医院自行和解，解答医疗咨询问题800多个，已调解76起，其中2015年已调解21起，赔偿金额229.56万元，目前还有10起正在积极调解之中，调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进行司法确认49起，履行率达到100% ，赔付金额达530余万元（患者申请赔偿数额1300余万元）；防止了六起可能引起的围堵医院、越级上访、重大医闹现象等恶性问题的发生，杜绝了“民转刑”案件。 【道恒小编】

医患纠纷已经成为了当前医疗行业的一个严重问题，伤医杀医事件愈演愈烈。医疗纠纷在近年来似乎成为了老百姓口中的“家常便饭”。医疗纠纷的频频发生，不能单纯的认为是沟通不够的问题，医疗体制和机制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