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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作为一项复杂且长期的任务,其核心目标是优化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最终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然而,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医生的待遇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当前医疗服务价格偏低,导致医生劳务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政府多次下调医疗收费价格,形成了如今的服务价格体系,而医保制度建立初期基于较低的收费标准,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局面。此外,民众对于医生劳务服务价值的认可度不高,更偏好有形的药品和医技检查,这使得医生的实际劳动成果难以被公正评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作为医院的第一生产力,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技术,还需提供良好的服务态度,并在保证医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合理的经济收益。医院的医疗收入全靠医生“一支笔”,无论是医疗质量安全、学科发展还是医院竞争力,医生都处于主导地位,护理、医技则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此,既然医生是医院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他们理应获得有尊严的合理待遇。充分调动广大医生的积极性是医改成功的关键,所以在推动医改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并切实提升医生的待遇水平。
为了确保医生的积极性不受影响,无论医院绩效如何设计,医生应当成为医院医务人员收入的第一梯队。部分医院对医生进行绩效考核,有时会导致医生的绩效低于行政后勤人员的平均绩效,严重影响了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医院可以考虑资源整合,确保即使是业务量不足或发展不佳的科室,医生也能享有基本的待遇保障。这样既能维持医生的职业尊严,也有助于保持医疗服务的质量。
提升医生待遇需要资金支持,而在DRG/DIP付费机制下,医院和医生需要转变观念,通过控费降本、提高服务质量来增加收入。具体措施包括控制医疗费用、降低药占比和耗材使用率、强化临床路径管理等。通过这些手段,不仅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能力,还能实现合理的经济收益,从而为提升医生待遇提供必要的财务基础。这种模式强调的是通过内部挖潜和效率提升来改善医生的收入状况。
随着医院面临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单纯依靠一家医院提供更高待遇变得不切实际。顺应强基层的政策导向,深入医联体及基层开展多点执业,成为提升医生待遇的有效途径之一。医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额外的补偿,同时也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流动,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这种方法既符合卫生经济规律,也契合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要求。
民营医院近年来逐渐规范化,对于那些希望寻求更高待遇的医生来说,跳槽到民办医疗机构是一个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高待遇往往伴随着高压力,特别是在工作稳定性方面可能存在风险。如果不能创造足够的价值,即使是在民办医院也很难获得较高的薪酬。因此,医生在考虑这一选项时需谨慎评估自身能力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药品耗材集采切断了医生的部分社会补偿机制,为了鼓励医生更多地使用集采药材,医保部门可以考虑让渡一部分药材集采红利给医生。例如,建立医师费支付模式,使医生能够从医保改革中受益。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推动医生积极参与医保改革,还促进了医师自由执业的发展,而非陷入“逆向选择”的困境。
医生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提高医生的待遇。政府的支持不仅可以缓解医院的资金压力,也为医生提供了更加稳定的职业环境。特别是在县级以下地区,财政补贴的作用尤为明显,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医疗人才,提升当地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平。
面对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医务人员待遇问题是充分调动积极性的“源动力”。不能过分强调医务人员“白衣天使”的道德绑架,也不能过分依赖绩效增收驱动。既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以确保办医宗旨不偏离,也要赋予医院绩效管理一定的自主性,这样才能促进医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医生待遇不仅是对医生辛勤工作的认可,也是确保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保障。通过多种方式相结合,可以在不影响医疗服务公益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医生的收入状况,进而推动整个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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